就我国而言，法律亦未明文规定堕胎权。

针对上述条文，德国发达的公法解释学呈现以下状况。此外，北京市五环以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第14条第1款）也属于这类的典型——立法直接针对所有五环以内的居民下达了明确的禁止命令，不存在或不需要后续行政行为具体化，对公民违反该义务的行政处罚实际是新的制裁行为。

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统一规则往往是习惯法而非国家法令。例如《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第9条规定：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因而这是一个典型的时限性立法。[26]（日）宮澤俊義：立法·行政両機関の間の権限分配の原理同《憲法の原理》，岩波書店1967年版，第151页参照。也因此有学者将这种现象评价为法律一般性革命思想的失败。当然，如果整个法制体系可以建立完善的立法侵害事前正当程序与事后司法救济制度，那么届时立法应当抽象也就并非是需要额外强调的教义了。

2.权利义务的未完结性立法的抽象性的第二层含义是这种立法尚未完结权利义务。其次，通过分析肯定了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的正当性，无论是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可以针对特定人、特定事项，立法平等原则无法成为否定的理由。实在法有问题就代之以过去法，这个做法绝对荒唐透顶：今天的人怎可被《唐律疏议》所拘束？[24]那么代之以未来法呢？这同样会有问题：你凭什么说那个未来法是公共判断标准呢？既然它尚未被制定、尚未被通过、尚未被公布，它最终被确定的内容到底会是怎样的，有谁会知道这件事情？宣称自己知道的人，是不是只是在表达对该法的个人判断或期望，或者干脆就是在表达个人偏见？我们凭什么要受你的个人判断的拘束呢？只因为你说那是好的吗？凭什么我不能说那是坏的？以上都是无法回答的难题。

而不是因为它被一某种调整方法对待，所以它属于特定部门法另一方面，它们必然涉及公权力的强力介入。[48]简单说，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使得每个个人成为私生活的立法者，个人可以通过动用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各样的权利义务结构，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巨大的便利，进而实现对生活的自主控制、自主引导和自主计划。参见翟小波：《中立的，还是全面的？——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23页。

其中的价值部分也被称为理想理论，而概念部分就是后设理论。目前，数字法学仍然处在等待法律复合体承认的处境中，并且由于这是个社会事实问题，任何特定的推测都无法称得上合理，所以支持者只能保持那一刻一定会到来的乐观姿态，但那终究是不可预测的未来。

并且，二者之间有的部分重叠，如私法与民商法，有的部分构成包含与被包含，如公法与宪法和行政法，剩下的部分却只能含糊其辞。这个性质并不为理论法学所共享。[60]你很难如同立法机关通过或未通过某一部法律一样，或者立法机构成员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一法案一样，仅将壮志未酬的挫败感赋予行政机关。简单说，划分标准不过是在为社会事实洗地。

[28]参见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5-148页。[15]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第128-132页。道理非常简单，所有的理论法学都不能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这件事情跟能力没关系，而跟其本身的性质有关系。[52]就此而言，授予公权力的法律其实是这种法律便利的环境或背景条件。

[2]相比较而言，国际法学与人权法学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它们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仅就应用法学而言，由于它必然建立在部门法划分的基础上，所以只要准确理解部门法划分的基本理论，就能发现数字法学最多只可能是某种特定的部门法学。

另一方面，主要是公法，到底应将其内部划分为什么样的部门法，是个理由与事实参半的事情。然而，如果注意到早已存在于法学中的概念工具，那么将发现这种挑战其实很难成功。

[47]进而，这些规则使得人们拥有了某些法律权力，他们成为私领域的立法者，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他们就只是义务的承担者。或者这样说，即使某特定实在法体系中出现了相反的传统，它也必须被废弃，因为它不为法律的性质所允许，否则将导致该法体系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法律的疑问。相反，即使那个未被承认的任务十分重要，承担这一任务的法律也不能因为重要性，自动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因此，尽管一开始的确可能有很多实在法的漏网之鱼，但在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的双重拾遗补缺之后，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构成真正的挑战。因此，由于部门法划分是关于实在法体系的，那些与实在法体系无关的法律史学，虽然其史学的性质毋庸置疑，但却很难被视为法学家族中的恰当成员。因此，并没有理由主张说，单独就是在数字法学上，其重要性与部门法的地位不再相容。

这个挑战非常彻底，尽管它经常打扮得比较温和：公私法二分当然需要维持，但是……。连续用了两个如果，说明我的真实想法并非完全如此，但我之所以在从划分标准到社会事实上大费周章，是因为接下来我将主张一种复合型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一方面，有理由对实在法作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因此公私法划分并不是个社会事实，而是一种规范性要求。

在契约、信托、遗嘱和其他能够建立权利义务之结构的范围内，他们被授权决定其法律关系的权限，所以这种规则以特别的方式提供了巨大而特别的便利。行政法 尽管数字法学在题目中排位靠前，但它其实只是个药引子，部门法划分才是葫芦里真正卖的药。

由于理论法学的双重虚弱性，数字法学也必然是虚弱的。因此，这里也不存在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

由于实在法只是个抽象概念，它必须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部门实在法，例如民法、刑法、宪法、诉讼法等，所以应用法学一定会由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等具体子学科组成。如果授予行政权的法律被叫作行政法，那么此处我就是在讨论宪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关系：除了存在最高法与其他法的区别，宪法与行政法之间还存在其他区别吗？遗漏授予行政权的法律，应该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系。而且，它的法学属性也会得到坚实的基础，因为它虽然不像应用法学一样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但会通过应用法学这个中介间接作用于法律实践。与借助历史和诉诸价值这两个通常做法不同，我尝试回到关于法律性质的抽象讨论中，以为公私法划分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部门法划分的复杂性，因为并列提及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法这个常见的分类结果，实际上涉及多种标准的混用。

也就是说，数字化的重要性使得整个法学都应当数字化，所以尽管数字法学仍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但它其实是全新的和更好的应用法学，而不只是应用法学的某个组成部分，即作为部门法学的数字法学。显然，实在法体系不是具体实在法规定（法条或判例）的简单联合，而是有着如下双重结构：同类法律规范结合成部门法，多个部门法结合成法体系。

[3]甚至可能特殊到存在国际法是不是法这一疑问。因此，宪法兼具公法与母法（根本法）双重性质的主张，就是坚持公私法划分在法律上会遇到的主要障碍。

这个结论正确吗？此处的关键在于：实在法体系能否吸收全部的挑战？但这不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吗？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否则实在法体系为何需要不断地废、改、立呢？先别忙着给出答案，请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法律未被修改前，即使它落后于时代，是不是仍然要按照它来作出决定？而不是迳行按照尚未通过的新法草案作出决定，尽管该草案明显马上就会被无修改地通过，尽管其内容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公平或者更好？[19]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对实在法体系的实践挑战，就像著名的拉德布鲁赫公式所说的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以至于只能以摆脱实在法拘束的方式予以回答？[20]还是说，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不以实在法的方式作出回答，即使是颁布具有溯及力的新法以纠正旧法的错误和不足，尽管该有溯及力的新法会侵蚀法治的价值？[21]我不想在此讨论数字化到底是导致了新的极端不正义，还是只使得实在法体系出现了漏洞，我关心这样的问题：实在法的意义是什么，以至于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只能以实在法的方式回应实践问题？[22]对于为何必须以实在法来面对人类实践的问题，存在复杂的和简单的两种回答方式。[15]如果这些寄托是真诚的，那么数字法学就必然是实践取向的，它当然就不会是理论法学。

[43]这也说明了为何课予义务的法律只能实现法律的次要功能，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实施授予权力之法律的结果。或者以下这个复杂表述更清楚：即使实在法（规定或体系）未发生改变，但只要实在法理论出现变化，该法的意义就会有所不同。既然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法律性质的要求，都是无法改变的既定条件，那么部门法划分的问题，其实就只剩下广义行政法这唯一的对象，但这与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通常所说的行政法（狭义行政法）其实就是一般行政法，也就是说，它是关于行政权力之一般行使方式的法律，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组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内容。这是因为，即使D并未发生改变，以下争议仍会普遍存在：某些内容是否应当属于特定部门法？或者，某些通常被归属于d1的内容，是否其实本来应归属于d2？这些都是解释性的议题，也时常出现于日常法律实践中。

如果它只是与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并列的科目，这将明显贬低数字法学的地位。[20]基于下面谈到的理由，我不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值得仔细地理论讨论，它基本只能被认为是对纳粹法律的事后应激反应。

因此，可能出现如下情形，在某些实在法体系中属于一般行政法的内容，在另外的实在法体系中可能被归为任务型行政法，反之亦然。[35]An areas of law only exist, then, if it is intersubjectively recognised to exist by the ‘legal complex. Tarunabh Khaitan Sandy Steel, Areas of Law: Three Questions in Special Jurisprudenc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43, No.1(2023), p.80.[36]See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51-252.[37]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法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See William Edmundson, An Introduction to Rights,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6.[38]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4页。

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例如改变或添加义务规则以及使裁判成为可能。[50]不适用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的逻辑，不等于这种授予公权力的法律不重要，相反，对它们的引进像轮子的发明对社会一样，是最重要的一个巨大进步。